在线教育“大考”之CEO访谈系列

　　“停课不停学是全面检验，更是全面动员”“起飞模式稳住超大流量的瞬时冲击”“直播是最后选项”“在线教学要与疫情后课堂教学有机衔接”……

　　日前，本刊记者对话超星集团执行总裁马若龙，让我们来听听奋战在“停课不停学”一线企业的抗“疫”心声。

　　马若龙，中国政法大学博士,互联网教育国家工程实验室专家委员会委员，曾在武汉理工大学、国家开放大学、教育部任职挂职，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。

　　2月18日，中央电视台《新闻1+1》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连线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院士时，对武汉大学的在线教学应对方案给予了很高评价。而作为该应对方案的技术服务方，超星集团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　　全面检验，更是全面动员

　　记者：疫情期间，教育部提出了“停课不停学”，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网络教学，导致各种平台各种“崩”，包括腾讯、阿里这些大企业的平台，一时成为了舆论热点，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？

　　马若龙：疫情是个突然的变量，教育部提出“停课不停学”，我的理解，它也是一个应急的选择，希望采取网络教学方式，在这段特殊的时期，引导大家基于网络来进行学习。但是，中国的教育人口实在庞大，从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，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.88万所，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2.76亿人，专任教师1672.85万人，这么多人都选择上网学习，即便采取错峰、自主学习，这么大的量，哪家平台都很难支撑。当“崩”变成一种共同现象时，那么，它就不是哪家平台的问题，也不是技术、产品的问题。各种平台各种崩，理性来看，并不奇怪，因为服务对象的基数实在太大。

　　可以说，“停课不停学”是对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成果的一次提前检验、全面检验，这种检验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网络、带宽、流畅性、网络安全，也包括平台、资源、整个服务支撑体系等等，从中可以发现很多共性问题。这次事件足以说明，教育信息化的供给仍远远不够。除了检验，更是对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动员。换个视角看，支撑不够、服务不好，恰巧是在线教育行业的机遇，需要加大投入，加快发展。

 

       教育部提出“停课不停学”以后，超星集团迅速响应，公司上下5000多员工全力投入到了这场战“疫”之中。

　　“起飞模式”稳住超大流量的瞬时冲击

　　记者：很多人表示，2月10日、2月17日线上开学的网络环境堪比“双十一”。超星情况怎么样？顶住了吗？

　　马若龙：2月10日，主要是中小学尤其是高中开学较多，2月17日高校开学较多，从人员集中度来看，与电商购物的“双十一”很像，但是，如果拿“双十一”简单类比，可能不符合教育行业的特点。

　　“双十一”是人们购物的一个聚集点，那个峰值只是一个交易行为，过了以后，它就基本恢复正常了。但是，对于教育行业而言，一是网络教学一旦开启，学生停留的时间比较长，它不是一个动作完成了就下线，而是保持教学过程中的时时互动；二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学，基于网络教学的师生是不断累积，它是一个峰值接着一个峰值，越往后，峰值越高，而不是过了峰值就万事大吉了。

　　拿超星来说，2月10日，开学第一天，在上午8点整这一刻，超星“学习通”涌入了近600万师生，到了2月17日，新的周一，超星“学习通”涌入了近1200万师生。2月10日，“学习通”基本稳定，此后我们不断扩容，做好各种预案，但是，2月17日，当1200万用户瞬间涌入，学习通还是出现了暂时的服务异常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。

　　开学第二天，在比17日还多近200万师生的情况下，“学习通”稳定运行，我们为5800多个学校、53万个班级进行服务，总访问量超过20亿人次。

　　“学习通”稳定的原因，除了超星紧急进行扩容升级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“学习通”对瞬间高并发流量做了多种处理措施，其中包括8点钟学生登录时，第一次使用了排队模式。

　　用户的瞬间高并发对服务器系统是非常有害的，我们分析，不稳定的原因不是因为整个平台的承载能力不够，而是瞬间压力造成的“拥堵”问题。2月18日，我们使用了类似于飞机的“起飞模式”，即主动分批次限流、分流，逐步给服务器加压，最终走向平稳运行。

　　第一时间响应网络教学需求

　　记者：我观察到，在此次疫情中，超星行动还是比较迅速的，集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？

　　马若龙：1月20日，钟南山院士发出“人传人”的警示，到23日武汉宣布“封城”时，我们立刻意识到这将对学校教学产生严重影响。实际上，我们政府部门里的很多领导都很有预见性。除夕那天，湖北省教育厅相关领导就开始咨询我们的应对方案，预判要在特殊时期，采取网络教学方式来应急、救急。我们第一时间响应，率先针对湖北、武汉提出应急预案。大年初二，也就是1月26日就成立了公司层面的应急指挥小组，1月28日，公司随即发布了应急预案的声明。此后，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，尤其是教育部提出“停课不停学”以后，全公司上下5000多员工迅速在网上集结完毕，全力投入到了这场战“疫”之中。

　　在声明中，我们提出，疫情期间，超星免费提供教育教学资源与网络教学平台供广大师生使用，包括超过100万册的图书、7000种学术期刊、12万集学术视频、1万多门名师讲坛、488门通识课程、3464门慕课，特别是免费为学校提供以“学习通”为核心支撑的智慧教学服务。接下来，我们主动联系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，给各省教育厅和本科、高职、中职、中小学等各级院校提供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解决方案及建议。此外，开展大规模的在线教师培训，围绕各个学校，组建“一对一”的QQ群、微信群，贴身服务院校老师，手把手引导老师如何进行网络教学设计、如何开展网络教学，让老师们能够顺利开课，教学不延期。

　　在线教学“修路”要重于“跑车”

　　记者：对于在线教学，超星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是什么？

　　马若龙：我们的解决方案既立足于课程，更立足于教学平台，主要是为高校提供一个网络教学平台，类似于给学校修一条信息高速公路，有了这条路，然后才能跑车（上课）。因为，老师们往往关注课程，包括教育部认定，也都是侧重课程。但是，少部分老师开展网络教学时，仅关注课程是可以的，当大多数甚至全部老师都基于网络上课时，学校没有修建基础性的“信息路”即学习平台，则会有问题。你想，一是各个老师选择各种平台上的各种课程开展教学，如何管理检测，怎样督导督学，老师们上课了没有、课上得如何，分散在各个平台，很难完全掌握；二是老师们的教学数据都留存在各家平台，学校怎么获取并保证“数据主权”，即便能够逐家要到这些数据，各种数据不同标准，怎么使用？老师仍然需要学校建构起自己的一套平台系统，需要按照教学计划，批量生成教学组织，有序开展教学。此次武汉大学，包括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兰州大学等“双一流”高校，就是采取的这种方案。

　　基于校内网络平台的课程教学，可以有四种选择。第一种，老师自己已经建了网络课程的，尤其是有自己慕课的，就基于平台开展网络教学了；第二种，自己没有建过网课的，我们就鼓励教师利用“学习通”和教学平台，以及超星丰富的资源包括图书、期刊、视频、课程，迅速建立一门比较适合自己开展网络教学的课程；第三种，没有建过网课，但是网络上有相同或相似的国家级精品课程、国家级视频公开课、国家级资源共享课、国家级在线开放课即慕课等，建设自己的SPOC；第四种，就是既没有网课，也没有类似资源可供利用，或者本身学科专业实践属性非常强，那就推荐老师采取同步课程或者直播教学。不过，第四种是我们最不提倡的。

　　记者：可是现在大部分教师都采用直播方式。

　　马若龙：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使用直播方式的教师有两类，一类是起步较早，对信息化教学很熟悉，表现力非常强，不仅希望吸引自己的学生，也希望校外的人来观摩、学习；另一类是对信息化教学不熟悉或者不懂，不希望有那么复杂的备课过程，直接把实体课堂搬到网上，通过手机对学生直播。

　　在线教学要与疫情后的课堂教学有机衔接

　　记者：那么，不提倡直播的原因是什么？

　　马若龙：我们并不是基于流量来考虑这个问题，而是基于教学改革，基于对教学本质的认知做出的选择。我认为，直播不利于教学改革。要认识到，在当下的特殊环境下，直播是一种被迫的选择，一旦疫情结束，老师和学生重新回到实体校园、实体课堂时，直播应用场景没有了，一切恢复如常，那直播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可能对于中小学，有这个商业模式，因为它有名师一对一、一对多，小班教学，但是也更多在于培训、辅导，而不是替代主科的实体教学。那么，高等教育，有些“网红名师”面对高校教师直播培训网络教学方法、交流教学经验，是很好的，但事实上很难把课堂教学直播化。

　　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经常说，高等教育“变天了”，怎么理解？因为高等教育的对象变了，现在校园里的学生都已经进入00后时代，很多90后都当老师了，中国的互联网起步于1994年，这些90后、00后都是“数字化原住民”，他们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解决生活、娱乐和学习问题。而且，高等教育的技术底层变了，知识生产机制、传播机制改变了，互联网时代，教师不再是唯一的“知识来源”和“知识权威”，所以，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方式去教现在的学生。

　　高教司如此重视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和网络教学，就是希望老师们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，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。以前，要改变教师的教学习惯是很难的，此次疫情的到来，逼着教师都去“触网”，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。但是，我们要考虑，特殊时期的线上教学与疫情后的课堂教学必须有机衔接，不能都去直播，而一旦疫情结束，就又全部回到了传统课堂和面授教学。要通过这个机会，引导教师从传统的教学方式走向现代化教学，从最基本的现代教学方式着手，思考网络教学的特点，推动翻转课堂、PBL教学法、混合式教学法等等，把最前沿、最有价值的知识、技能、素质乃至价值观，传授给学生，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从而推动教学改革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也理解很多教师第一次“触网”的困难。所以，公司从2月1日至2月20日，组织开展了为期20天的线上教学培训，并推出了“六步教学法”，通过建课程、发任务、在线学、互动答疑、作业测评、督导督学这六个步骤，让教师快速实现线上教学。

　　记者：对超星的举措，各方反应如何？

　　马若龙：开始时有人认为，超星的方案比较稳妥，没有突出直播。2月10日、17日是两个观察的节点，当巨大的流量涌来时，很多直播平台都崩溃了，这个时候大家才开始反思这个问题，包括当初极力支持直播的教师，也开始反过来认可我们的方案。2月12日，吴岩司长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特别强调：“我们特别不提倡、不鼓励、不希望、不建议各高校在疫情期间要求每位教师都制作直播课”。他的这个表态，无疑及时而英明。

　　“选马”机制不如“赛马”机制

　　记者：通过对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观察，您认为可以反映出哪些问题？

　　马若龙：“停课不停学”提前催化了中国教育信息化的进程，经此一事，可能会像“网购”“移动支付”一样，快速推动中国的网络教学实现“后发先至”，走在世界前列。

　　当然，如何实现“后发优势”和“变轨超车”，需要发挥好“政府”与“市场”的双重力量，体制内外共同推进。从疫情期间的部署来看，还是能够看到政府推出了很多国家队，如国家网络云课堂、中国教育电视台等。这些都很好，很及时。但是，并没有把大量的网络教育企业纳入序列，对社会资源整合共享不够。要搞好网络教学，仅仅依靠国家队是不行的，比如各个学校都需要教学平台，国家的平台不可能全覆盖。再如服务能力，希望国家队的服务支撑起全国大中小学校，事实上在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上也是办不到的。所以，怎么才能解决“各种平台各种崩”，在组建国家队的同时，更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，广发“英雄帖”，注重从体制内部进行的“选马机制”走向面向市场外部的“赛马机制”，谁有本事解决当前问题，就选择谁。

　　在线教学要为教师赋能而不是替代

　　记者：很多老师认为，开展网络教学就是建设慕课、应用慕课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马若龙：很多教师把在线教学理解为MOOCs，这是有问题的。MOOCs作为学术术语，并不是产生于2012年的美国，而是产生于2008年的加拿大。2008年春，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大学的George Siemens与Stephen Downes设计并领导了“关联主义学习理论和连接知识”课程，他们认为，参与课程的过程要比内容的学习更加重要，学习者要沉浸到实践者的社区中，并且从事相关实践，才能获得相应的理念和价值观。因此，该课程不仅提供给在校的25名学生，同时还吸引了2300多名来自社会的学习者，每周或每两周召开在线会议，使这门课程获得了意外的成功。

　　促使MOOCs真正走向公众视野最重要的突破发生于2011年秋，斯坦福大学Sebastian Thrun与Peter Norvig联合开出的一门《人工智能导论》。这门课程吸引了来自全球190个国家的16万学生注册学习，启发了Udacity、Coursera 和edX的相继成立。而商业模式的迅速介入，很快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高等教育风暴，并席卷全球。

　　关于MOOCs的运作模式，我曾经与MOOCs概念提出者Stephen Downes交流过，他把MOOCs划分为cMOOCs和xMOOCs，“c”指的是关联主义学习理论，强调学习社区和学习连接，立足点是学习模式的变革；“x”则来源于麻省理工学院的MITx以及后来的edX，强调的是可扩展性，立足点是商业模式的探索。实际上，现在大家所谈论的MOOCs更多都是“x”意义上的MOOCs，即高等教育是否如同唱片、纸质书籍一样因为网络的冲击而降低成本甚至变成免费。

　　2013年，MOOCs进入中国，由于中国在电商层面的成功，于是，很多人也希望能够像阿里巴巴一样，做大体量，然后收费，其目标就是取代大学，也就是颠覆教育、淘汰低水平老师。按这样的路径发展，对学校现有教师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

　　我曾经建议过，中国的MOOCs必须立足中国大地、办出中国特色，而且，中国MOOCs的社会学习者不是主体，高校学生才是主体，因此，中国MOOCs应该跟大学的校内课堂教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，要注重给老师“赋能”，淡化“替代”。

　　要淘汰“水课”，建设“金课”，应该发动每一个教师投身其中。在教学领域，推动优质课程共享，更多情况下，应该是为广大普通教师树立一个典范、参照、借鉴，给他机会，让他自己去建设具有“两性一度”的“金课”。我理解的“高阶性”，还隐藏着一层深意：也就是要广大教师能够“站在巨人肩膀上、站在前人成果上”，做好教学研究，建设好自己的高质量的课。

　　记者：关于网络教学，面向广大教师，您的认识或者建议是什么？

　　马若龙：很多教师还是把信息化理解为一个技术，或者看成一个工具，而没有考虑到信息化实际是针对教育核心即课堂教学的变革。网络教学，绝不能以技术为导向，而应以教学为导向；绝不能硬件导向，而应该软件导向。教育部提出，要“四个回归”，做到“以本？？？为本、教学中心”，希望实现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变，需要的是“组合拳”，而不是简单搬到网上，完成教学任务，更不是购买一堆硬件如大屏、黑板等。

　　在线教学的核心是教学理念的变化，难点在于教学设计，而教学设计的前提是开展深入的教学研究，只有研究透彻了才能具有问题意识，设计出以问题为导向的具有挑战度的“课程”。网络教学当然要侧重交互，但是绝不能为了交流而交流，而是要在互动答疑中实现知识创新的目标。包括网络教学评价的及时性、动态性，绝对不是为了数据而数据、为了报表而报表，而是真实跟踪了解学生学习的“活的行为数据”，以分析判断学生的“学情”，及时调整教学的“教法”。它的难点在于，不亲自上手实践，就很难获得这些认知。

　　客观来看，非常成功的网络教学或者在线教育模式目前还没出现。在不断摸索过程中，怎样才能教得好，不知道，但怎样教是不好的、不受大家欢迎的，或者说学生吐槽比较多的，这都很清楚。应该说，在探索比较成熟的网络教学模式方面，我们都是刚刚起步，都是“在路上”，仍需要不断尝试、试错。

　　教育企业要履行好自身的社会责任

　　记者：在疫情期间，很多企业投入其中，您如何看待企业的社会责任？

　　马若龙：我认为，服务教育的企业，要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。对超星而言，我们要把疫情期间的紧急任务尽可能保质保量完成，要把疫情看做检验平台、产品、服务的机会。

　　疫情尚未结束，我们预判，下周一仍然是高峰。而且，前面开学的学校师生大都选择了网络教学，导致整个网络教学的规模会越往后越大，自然，对平台服务能力的挑战也会更大。

　　虽然我们准备了各种应急预案，安排技术团队7天24小时对平台和服务器进行监控和测试，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们始终保持谨慎小心，因为流量是“一浪更比一浪高”。我们将尽自身最大努力，为“停课不停学”和教学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（本文原载于：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《在线学习》杂志，在线学习-微信公众号）